我的抗战经历
黄福荫
我是湖南湘乡人,1930年我的同乡黄子咸在24师当旅长,在湘乡招募成立一个团,我去找他找事做,他要我先入学校读书,介绍我考入刚从武汉迁到南京的黄埔军校第八期。当时黄埔军校的教育长是张治中,他是保定军校毕业的。我在黄埔军校学习三年,1933年毕业分发到24师先后担任排长、连长。
1937年“八一三”上海抗战爆发,我调到54军第14师79团当副营长,营长阵亡后我代理营长。淞沪战役打了三个多月,日寇飞机、军舰、大炮一起出动,狂轰滥炸,陆海联合进攻,我们的武器差,主要是步枪、大刀、刺刀、手榴弹。连排长和士兵牺牲很大,四次补充兵员,连炊事员也拿起枪上了火线。日军的伤亡也很大,总司令都换了四次。日寇为侵略中国准备了60年,装备精良,当时狂妄宣称“三天占领上海”,结果打了三个月,宣称“三个月灭亡中国”,结果打了八年,日本无条件投降。
1937年11月我部撤退到武汉,1938年6月至9月参加武汉会战,我们54军负责坚守外围阵地富池口和半壁山,与田家镇守军相呼应,争取了三四个月时间,掩护主要工厂设备和居民安全撤退到了重庆、香港。富池口是长江古要塞,三国时曹操与孙权、刘备曾在此大战。9月,日寇紧逼,要塞周围高地尽失,军情紧急,师长下令撤退,我营担任掩护最后一个退出阵地。后来我师淘汰老弱病残整编成一个团,我被任命为加强营营长参战。我向江右兵团司令长官张发奎报到,张发奎见我一身泥水、又疲又饿,唤副官卫士安排我洗脸吃饭,命令我防守大冶三天。我将所辖三个连布置于城外高地筑壕坚守,伏击突袭,夜战肉搏,打得鬼子措手不及、死伤累累。坚守一星期后,日军飞机将大冶城轰炸成废墟,日军包抄后路,军长命令战略撤退。我立即通知部队集合,冒着日军炮火,请老百姓当向导,避开公路走小路,乘夜有秩序撤退到保安县集结,得到军长表扬。以后防守通城、赵李桥,掩护总司令部撤退,参加三次长沙会战。日军久攻不下,改从益阳宁乡方向攻占岳麓山,长沙沦陷。
从上海抗战到武汉会战,苏联给了很多军火支援、空军参战,斯大林的条件就是要求中国承认外蒙古独立。武汉会战以后,苏联撤走,主要支援来自美国。
我部转战到粤北韶关,打退进犯日军到广州附近。防守任务交由地方部队守备后,我们14师、50师又调动到广西昆仑关与日军作战,击毙少将旅团长中村正雄,消灭日寇一千多,恢复昆仑关。然后奉命调到云南,防守与越南的边界,1943年14师、50师参加中国远征军到达印度朗姆加,1944年补充训练换美式装备,我们54军奉命从印度向缅甸作战,进攻日寇盘踞死守的腾冲,消灭全部顽敌三千多人。71军攻龙陵、8军攻芒市也大获全胜。在芒市,挖地道放置几吨炸药端掉了敌人的碉堡。打仗危险,我的部队经常担负攻坚、防守、掩护、断后任务,既要完成任务又要减少伤亡,靠的是灵活机动的战术,经历八年抗战我没有负过伤。攻打腾冲时,我是副团长兼营长,逐屋巷战惨烈,有时敌我相距仅二十来米,互相可以看清眼睛鼻子。日寇的炮弹落在我的团指挥所,把我团的美军顾问打死了,我当时正巧接电话离开,躲过一劫。日寇残敌固守最后一个据点,我指挥两门火箭炮平射轰击,把14名日军全部消灭在据点里,一起烧死的还有一名军妓。腾冲终于光复了。
之后,我军到缅甸畹町与新一军会师,打通从仰光到密支那、八莫、昆明的中缅公路生命线,物资源源不断运到大后方。1945年8月15日,日本投降,侵华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湖南芷江乖乖交出指挥刀,9月2日,日本政府代表在停泊东京湾的美军“密苏里”战舰上向美军统帅麦克阿瑟及同盟国代表投降,抗日战争终于结束了。回首往事,抗战是全国家民族的奋起,当时很艰苦,每个战士每天只有一斤米,还要冲锋杀敌,官兵一致,那时不讲阶级斗争,只讲救国救亡,老百姓支援前线,送粮食、运弹药、运伤兵,才能坚持八年,取得胜利。
我怀念曾经一起出生入死的上司和战友。我团的廖团长后来升任师长,阵亡后遗体保存在上海殡仪馆,他的夫人是长沙人。我们团的将士主要是湖南人,大部分撤到台湾了,也有些到了香港。不少老兵和后人回来看望我,我的远征军老上级、原54军军长、湖南宁远人阙汉骞担任过台湾守备总司令,他的侄儿也曾来长沙看望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