张家界028滕周权

阿猫

姓名：滕周权

出生年月：1925年1月5日

现住址：湖南张家界慈利县江垭镇三双村

部队番号: 宪兵11团、中国驻印军战车第6营1连

从军经历：

老人自述：

我叫滕周权，本来在慈利中学读书，当时是在32班，当时每次考试在前10名之内，国民党招宪兵，许多人都不敢去报名，我就问招考的，宪兵是干什么的，招考人员说：宪兵就是军事警察，是维护军纪的。这样我就报名参考，记得当年是民国29年，也就是日本鬼子轰炸慈利的那一年，也就是慈利县放马洲澧水河里迫降一架飞机的那一年。当时穿的是单衣，慈利报考的人员不多，我只记得杨家塌有一个姓吴，白竹水有一个，叫朱会男。当时医官见我太小了，不肯收我，说我这么小，走到半路上哭呀、喊呀，难得哄。负责招考的那个人叫余希穷，是湖北人，是个宪兵中尉，可能是个连长或是排长，他说：你不收，我收了，硬要把我带走。最后也就是招了十多个慈利兵。这样就出发了，走辰溪、锁里，送到四川万县，到了万县后，余希穷质问医官说：这个兵路上没哭啊，我不是把他带来了吗？！当时，我想：我是自己要来的，又不是抓壮丁来的，有什么哭的。结果在万县受训6个月。团长叫李楚凡，是我们湖南人。受训期满后，团长对其他人说：这个小鬼不错啊，聪明。你看他记的学习笔记啊，非常好。那时候上午学主科，下午学副科，副科就是下操，上课（主科）的内容有侦察要领等等。我们学了六个月，当时听当官的说，招收的这批学生进度快得很，六个月就完成了所有的受训内容，所以就只训练六个月。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宪兵11团第1营第1连，营长叫许杰，是湖北人，连长叫米中垂，是湖南辰溪人。我被分到涪宁出勤务，营长让我搞警务军事，就是别人在外面查案，我就负责在营区搞各种登记，管材料，我不想搞这个工作，营长就训斥我：我说话不算数啊！后来看到我搞得很不错，营长很满意。别人在外执勤啊、放哨啊、换班啊，我呆在家里没什么事，刚刚这项工作做不错，又叫我学特务常识，就是学帮会里的那一套，因为破案时需要打入到帮会里，会用到这些知识，学帮会的内容叫“海底”，什么青帮、红帮的都要学。这样又学了2个多月，每次考试成绩都是在80至90分之间，这次学完后又分到万县，这样在宪兵部队就搞了2年，后来看到有些人逃跑了，跑的人抓回来后，晚上就拉出去枪毙了。我想，我要是跑的话，一旦抓回来就会被杀掉，但我还是不想搞宪兵了，一心想跑掉。

后来就遇到了国民党的一个上将，叫刘树勋。在重庆，有一回，我在涪宁，团部要我送一份公文到宪兵司令部，司令部在重庆，当时，好象没有什么合适的人送这份公文，长官就说叫滕健去（我当时的名字叫滕健）。说：别看他岁数小，鬼经路多得很。这样，我顺利完成了任务，得到收条后回返时，坐“洋船”（民生公司的船），在“洋船”上遇到刘树勋的女儿抱着一个婴儿，我在船上一路帮助她，帮助她提东西，分手时，她给了我一张名片，我一看，原来是国民党的上将，中央训练团的总教育长刘树勋，她是刘树勋的女儿。不久，看到一个上将，来到我们这里，说要找我，别人告诉他我就是滕健，他把我叫到一边，说感谢我帮了他的忙，一路照顾他的女儿，还送了一些礼物给我，我坚决不收，但他还是坚持给了我。他给了我一张名片，告诉我，他住在重庆复兴关，要我到重庆后可以找他，他还在我们宪兵的检查室坐了一会儿，看到没有其他的人，他就告诉我：当宪兵没有前途，进不了宪兵学生队受训，你别想当官；进不了宪兵军事队受训，你连班长都当不到，当宪兵没意思，没出路，你别干了，你跑到我这里来，我给你想办法。

我后来才感到，每次宪兵学校招生都没有我的份，我就下了决心，跑到他那里去了，刘将军看到我后非常高兴，他给我介绍个地方，说：你到军政部去，你明天去，军政部总务厅的厅长叫陈启之，他人事厅是管全国部队的，是中将。我说，他理不理我啊。刘树勋就说，好好，我明天送你去。第二天，他真的送我去了，站岗的见了都敬礼。见到了陈启之，他说：我给你介绍一个小鬼，这个小鬼就交给你了，你看给他一个什么职务，你不要问他是什么出身啊。结果，陈将军就给我安排了职务，就是拟个文件稿啊，哪个要升个级啊，拟出稿子后报批后就发出去，陈启之看到我一手字写得好，很满意。这样就在这里搞了一年多。当时，我就是生怕被宪兵抓到，因为我看到了蒋介石下发了一个通令，内容是：凡宪兵部队出身的人员各部队机关一律不准录用，否则以收容逃亡论罪。有这么个通令。我想：这下可完了，老子死路一条，你看，我又是住在重庆的，一旦抓到就完了，我日夜做梦，怕被抓进去，搞了半年，在街道上看到国民党发的布告，要招一批远征学生军，要初中以上的文化，一直到大学为止，年龄不能超过18岁。我想，这是出国去的，出国了，他们就抓不到我了。我就报名去了，结果考上了，走的时候，我给厅长留了一个条子，我说你们这个工作我吃不消，我怕以后出问题。当时，时间大概是民国32年。

这样，我就被送到重庆江北训练6个月，谁知道，这个教导团的团长叫吴浪，军衔是少将，好象是广东的人，他的老婆是战干团第一期的，她就认出我了，她说：你不是驻万县宪兵11团的吗？我想，这下可完蛋了，这可怎么办，又不能当场跑掉。我说是的，你怎么认识我的。她说：你怎么不认识，你帮了我好大的忙啊，原来是刘树勋的女儿嫁人了，团长的老婆就是刘树勋的女儿。她问我，你怎么搞到这里来了？我说：我想出国。她说：那你这个机会抓得好，你们这是出国学机械去的，开坦克车，要成立这样一支部队，因为中国没有，要初中以上的文化，你合格。我这才放心，你宪兵抓不到我了。我们受训的地点是重庆江北鸳鸯桥，一共3个营，2个营是男兵，1个营是女兵，在一个山头上，当时报纸上还登过文章，标题是“鸳鸯桥上，鸳鸯兵”。结果训练六个月，学的都是副科，就是立正稍息，向左转、向右转，队形变换、方向变换等等。对于当过宪兵的人来说，这是在炒一碗剩饭，太容易了。结果时间长了，有人就看出来了，一看就不是刚入伍的学生兵，因为有些动作宪兵与一般部队有所不同，时间一长，听到口令，就自然是过去宪兵训练时的动作。这样，有一天团长就把我叫去了，问我到底是干什么的？说：你告诉我，我又不坏你的事，你告诉了我真情，我能把你怎么样，我还要保护你呢，你怎么对我不放心呢？我看瞒不住了，要是一旦被查出来，就是欺骗长官，就更严重了。这样，我就偷偷找到团长的夫人，把这件事说了，当时我说：团长说我不是学生，问我的来历，夫人你知道的，我原来是宪兵，我不想搞了，就跑了，现在团长已经怀疑我的来历，您看怎么办。夫人说：不要紧呢，你再过几个月就出国了，谁也查不到你。这样，没几天，他们就不要我训练了，把我调到女兵营，训练女兵，当教官。我想：天黑了，还要到楼上检查她们睡了没有，熄灯了，还要查铺。我想，这个工作我搞不得，我干脆走，他们说，你不搞就算了，我们另外调人。这样，我就坚持到训练结束。没想到，女兵队不批准出国，我又被调到男兵队，我们出国的人也就是27—28人。接着就坐飞机到了昆明，在昆明我准备一个包，想多带几件军装，带队的人告诉我，不准带，只能带身上穿的，我还是带到了机场，在机场，由美国人检查的，医生是座飞机来的，经过检查，我是合格的，他们就在我们每个人的手臂上打了一个红色标记，洗都洗不掉，当时，我们老家赶场，卖谷（猪？），在上面打红印，我们开玩笑说，我们也已经被卖了。只休息2天，就要出发了，我知道，在昆明有我当宪兵时一起受训时的战友，就按原先在宪兵部队的通信录，找到了2个战友，告诉他们我要出国了，他们说你这下搞好了，上面想抓你也抓不到了，战友们都非常羡慕我。就这样我们座飞机就到了印度，下飞机的地方叫孟加拉湾，然后再坐火车到南母加，当时，各部队知道这列火车送来的都是学生兵，早就等在火车站了，等着“抢”兵。我们一下车，就被人“抢”走了，结果我被“抢”到炮兵部队去了，当时，看到的是很多的帐篷，当兵的都是住帐篷，操场上停的都是一门门大炮。我想，这下完了，原来不是学机械化，而学大炮，心里很失望，但还是不敢说出心里的不满，谁知第二天早晨，郑洞国将军说，昨天到的一批学生兵，哪个部队“抢”的，马上送到指挥部来，接着送到指挥部，一点名，问还差不差人数，说不差，这样就把我们送到机械化学校，到学校后长官给我们训话：说你们已经到机械化学校了，我们专门把你们这些有文化的人招来，就是要你们好好学习，今后好为国尽忠，你们一定要好好干。接着又把我们送到兵营，当时看到，一个很大的坪，分成两个大的兵营，一百多顶帐篷，分成两边，一边是学汽车的，一边是学坦克的。我只想学坦克，于是就想往学坦克的那边帐篷跑，结果是一样的，是都是先学汽车、再学坦克车。到了后又休息2天，就分组，分配了教官，又把我们拉到了分配住的帐篷，当时，即使没多远（几步路），都是用车接、车送，没有谁走路，这样，我们就在美国汽车训练学校，先学的是10轮大卡车，教官讲英文，我们是一个人一辆车，他们把汽车的后轮离地，一天练到黑，只听汽车响，但车却不动，不象我们中国，一、二十人才1台车，所以我们学得非常快，我们我学了三个月的汽车就毕业了，当时教官的姓名记不得了，毕业时还发了手表，上面还有阶级、姓名标识，接着就开始学坦克，这是我最愿意的，我不想当汽车兵，因为上不了战场，只能在后面搞运输，我开坦克，能够上战场，直接用炮打日本鬼子，几得好。这样学坦克又6个月。当年，汽车学校、坦克学校我都有毕业证，文化大革命中把我打成反革命，都给搜去了。当时的坦克都有2个油箱，一个是前进油箱，一个是后退油箱，坦克加满油一次能够前进（打仗）2个小时，前进油箱的指针一到零位，就得撤退，开回基地补充。虽然所有的专业都学过，我都会，但最后给我定的专业是射手。坦克一共4个专业，下面是驾驶员、通信员、上面炮塔上是射手和车长，通信分为车外通话和车内通话，所以没有文化的人根本就搞不了，炮弹有几种，打坦克就用穿甲弹、打碉堡就用高爆弹，打步兵就用流散弹，炮塔可365度旋转，把一个电开关打开，炮塔就旋转；还有一个电把手，上面有2个射击按钮，一个是打炮的，一个是打同轴机枪的。上面有潜望瞄准镜，潜望瞄准镜是一个整体，上面是插出去了的，往前一插就装好了，如果敌人把上面（外面）的镜片打坏了，接着就可以更换，有备用的。车长负责给射击手装炮弹。

到武器训练时经常实弹射击，训练打坦克就是直接用穿甲弹打真坦克，打完了后就跑过去看，炮弹硬是把坦克打穿了，如果是我们中国根本就舍不得用真坦克当靶子打。

毕业后我分到的部队是中国驻印军战第6营第1连，营长叫钟明达，军衔是少将，连长叫林军祥，是个华侨，广东人。

我们战车的人员由于调整（调换）比较频繁，我现在还想不起一个车的战友名字，反正是同一批训练出来的。

训练出来后就开始反攻，开始是打野人山，打三个月都打不下来，外国人训话时挖苦我们，说野人山只所以打不下来，就是你们中国穷，你们舍不得炮弹和子弹，我们都很生气，天天打，炮火象煮粥的，还舍不得？当时，部队群情激昂，要求大家一起上，不打下野人山，就不下山，大约5天后，我们又发动进攻。当时，是美国人和英国人给我们搞运输，步兵、炮兵、坦克兵都是我们中国的，只所以打不下来，就是炮弹和油料供不上，他们美国人和英国人都怕死，把运输车辆开到离战场很远的地方就不走了，人也跑到很远的地方了，我们自己就要将炮弹、子弹和油料转运到一线阵地，非常费时间，炮弹和油料没有了，进攻就得停下来，后勤和作战部队配合很不好。

当时坦克维修不需要我们负责，由美国负责，我们叫维修，他们叫保养。

在坦克火炮下面有一挺机枪，叫同轴机枪，就是炮打久了，固定的地方就会有些松劲了，就有误差，就用机枪打一下，看看瞄准线是偏左还是偏右，以更于校正。前面还一挺潜伏机枪，在驾驶的旁边。

战车不能单独作战，还要步兵、炮兵和空军的配合，空军先对要进攻的地方进行轰炸，把敌人的地雷也炸掉了，坦克前进就压不到地雷。

打下野人山后就打密支那，打八莫，打野人山我没有直接作战。

当时，坦克分为重战车，有50吨；中战车，有30吨，轻战车，有15吨，象我们中国人的身体，只适合开轻战车，否则，操纵杆都拉不动。坦克的机器就是飞机的引擎。

凡是开坦克的人都在腰里扎一个很宽的牛皮壳（硬壳），上战场就带上，攻打拉须的时候，我自己也不知是怎样受伤的，回来后，解开宽牛皮带，腹部血一下就涌出来了，才知道皮带被打穿了，但是战车是那个地方被打穿的一直没查到，我住院治疗的时候，美军一直在调查，查看战车，分析原因，他们最终没搞出我负伤的原因，结果，我回去后，仔细检查坦克，才发现原因，原来日军的炮弹打到的地方难以看到，他们把坦克的油表部位打穿了，油表玻璃也破碎了，就是一块油表玻璃打穿了我的防护皮带，使我受了伤。要不是这块防护皮带，我可能就完蛋了。

当时后方基地有步兵医院和空军医院，我住院的医院是空军医院，凡是战车兵负伤后都是在空军医院治疗，因为对战车兵有特殊优待。医院里医生和护士都是女的多，是美国人，我们中国人根本不习惯，特别是大、小便上厕所，每个床位旁边有个痰鱼，我们不习惯让她们女的接，就自己拿下边的痰鱼解手。

打下野人山后，我们6个营是轮流上去打的。我们营没有直接参加攻打野人山的战斗，其它的地方的战斗都参加了。

我们是把缅甸的日军打败后回国的，当时听到电台广播说：日军打到中国广西了，当时，我们就认为广西离贵州不远，而贵州离重庆又不远，这样，我们有亡国的危险。许多军人跑到郑洞国那里请求，要求回国作战，保卫自己的国家，免得当亡国奴。郑洞国就开始分批安排回国，我是第一批回国的部队。

当时，我们一共是50部大卡车，由副营长带队，好象叫廖家义吧，他是最后调来的，好象开车时只穿了绳子衣（毛衣），时间大概是1945年2月—3月份吧。

云南的政治气氛不太对劲，我去印度受训到昆明转飞机的时候就感觉出来了，云南根本不象内地，什么“拥护蒋委员长”啊，“蒋委员长万岁”啊，这样的标语没有一条。他们那里的标语都是“拥护龙主席”、“龙主席万岁”这样的标语，龙云是土皇帝。那时，美国援助的物资全部先运到昆明，为什么先不运呢？这个龙云和蒋介石是一个反的，他就是要这个物资，我们将这50车武器装备运到飞机场，他们都派一连人到飞机场打了的，

当时，一辆车一个人，没有谁烧火做饭吃的，在国外那么长时间没那个做饭的，吃饭都是给养，就是面包啊、吃罐头啊，中国人吃不完就丢掉了，印度人就捡起来飞跑，为什么印度人喜欢中国啊，中国人不欺负他，吃不完的放在那里，你自己拿去吃去，我们中国兵营里印度人很多，但英国兵营、美国兵营他们不去，因为他们把他不当人，我们中国就不是这样，你来了欢迎，那时候我还不抽烟，我连烟都给他们了，他们印度人不象我们中国人，他们8岁就可以生小孩，十几岁就要死了，寿命不长，了不起高寿二、三十岁，他们那里是热带，发育快些，我们在那里的时候，印度还是亡国奴，他亡在英国人手里的，他们的生活很苦。

我们到达昆明后，广西还在打仗，我们接着就将装备和物资往广西运，没有日夜，当时广西前线日夜在打仗，我们也没有日夜的往前线运输物资。我们回来，就没有战车开了，战车没法开回来，那时开回国的路是一条毛路，非常不好开，那条路就是唐三藏取经所走的那条路；开了很久了，到了八莫了，怎么还没到中国啊，我们没有日夜的开啊，大概一、二十天了，怎么还开不到中国啊。好，到了一个叫白夷的地方，我们看到一位老人背着一个北瓜，我们接着就停车，我们想：北瓜只有我们中国有啊，车子一停我们就找那位老人，那位老人躲进屋内把门一关，从后门跑了，我们搞不明白，为什么中国人看见我们要跑呢？北瓜只有我们国家有啊，我们就站在那里不走了，等后面的车子跟上来，翻译官他们都在后面，翻译一到就问，你们怎么没走了啊？我就报告翻译官，我们在这里看见一个老北瓜，我们想停车问一下背北瓜的老人，老人却扔下北瓜跑了。翻译官接着就把地图打开，一看地图，他说：唉，这不是中国，这是白夷，这是你们中国唐三藏取经，所讲的女儿国、女儿国就是这里。结果，我们就在这里扎营，我们不走了，如果是平时，我们还是想走的，就是看到了这个老北瓜，感到比看到中国人还亲些，我们就想到这里多呆一些时间，我们平时没有日夜，恨不得一天开到祖国，我们今天不走了，要在这里睡一夜，长官就答应了：好，你们就在这里宿营，答应了我们的要求。晚上睡了，这时，老百姓都回来了，我们架的是行军床，放在屋檐下睡觉，老百姓知道我们是中国人，我们就跑上去问他们，他们听不懂，但他们看到我们了还是笑，招手，要我们坐，问我们饿不饿，要吃什么，我们都不找他们要东西吃，我们自己给养那么多。就这样，我们在这里睡了一夜，又出发了……。

到了昆明后，看到贵阳吃紧，我们还那有睡的啊，我们停在飞机场，我们车上都冲锋枪、机枪、炮弹、子弹，装得满满的，我们到昆明后，老百姓放鞭炮啊，那个老人家，长满胡须，他们把油布掀开一点，一看啊，尽是枪啊、炮啊，老百姓真是喜得不得了。

我们在飞机场睡了一夜，睡这一夜还出个问题，龙云那个王八蛋，派人来抢武器，他们以为老子们是好爷爷！我们天黑了都是睡吊床，我们又不到旅馆里睡，也不到街上去，我们4辆车一排，吊床固定在车和车之间，刚一睡，龙云他们来了100多人。接着我们就打响了，他们冲到前面的被打死了一排，我们长官决定连夜往广西开，把装备和物资运往前线。就这样，我们连续往返于昆明与广西北色之间，日夜运输武器弹药，支援前线。

有一天，我们停车在一个小镇上，我想理个发，一个卖报的小孩，不停里喊“号外”、“号外”，我就买一张报纸，一看，日本投降了！

日本投降后，我们接到指示，准备到日本去，参加三国共管日本，这时，我接到父亲的一封信，说我出去这么多年，父母亲的眼睛都要哭瞎了，我想，日本已经投降，我非常想回家看看，于是就请假回家，再没有归队。

后来，我在湖南津市成立了永兴运输商行，我买了2台汽车，第一部买成是1200大洋，第二部车是800大洋，就是慈利当时不通公路，如果通公路，我就把车开回慈利了。

文化大革命，我被打成反革命，受到严重迫害，我受不了，差一掉自杀，当时我老婆说：你看，慈利县的县长都被搞成那个样子了，你还有什么承受不了的。我最终挺过来了。

生活现状：

生有一个儿子，现在外面打工。本人是统战对象，有一点经济补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