长沙266周秀莲

蓝冰

姓名：周秀莲
性别：女
出生日期：1907年1月24日
籍贯：雨敞坪
住址：岳麓区雨敞坪镇新卯村
部队番号：第五军
从军经历：1931年，24岁的知书识礼大家闺秀周秀莲嫁给本地人杨平（字：汉皋，黄埔6期军官）之后随军。
     1938年随丈夫入第五军，杨平任新22师66团上校付团长，老人和杜聿明将军的夫人曹秀清女士一起，在第五军的被服厂任中尉管理员，后升上尉管理员。
     1943年6月20日后杨平上校在战斗中负重伤牺牲，追认为少将。老人扶丈夫灵柩回老家，从此，脱离军队。
     1944年长沙沦陷，日寇入侵卯田，杨家老屋被付之一炬，夫妻二人的所有证件都化为灰烬。生活现状：1949年以后，老人就在卯田农村和儿孙一起生活到现在。
     这一次我们和岳麓区统战部的刘主任一起，上门核实老人的老兵身份，确认无疑，在走访单上有统战部的确认公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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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跨越晚清、民国与新中国的109年里，老人周秀莲像部活历史。如今109岁的她记忆力超群，能从现在一直回忆到80多年前。
　　这个“藏”身于乡邻之间的老太太，身材瘦削，好似并无不同寻常之处。但她却是已知的年龄最大的抗日女兵。抗日期间，她一直跟着军人丈夫出入枪林弹雨。只有闲时才是女人，玩玩小麻将。她的麻友圈里有杜聿明、邱清泉、郑明新等人的夫人，甚至还跟宋美龄一起看过京剧。
　　很多人慕名来听她讲“那时候”的故事，她也时常麻利地拿起拐杖，挪动弯成45度的身子，笑盈盈地走到大家中间，云淡风轻，脱口就是故事。
　　读过书认得字，才混入“麻友圈”
　　从长沙市区到岳麓区雨敞坪镇新卯村周秀莲家约40公里，不熟悉路况，很难顺利找到。8月10日，走进周秀莲家时，她一人在家，坐在床前的椅子上，有人走近，她笑着让大家在桌上找到纸笔，将名字、单位和联系方式写上。看完这些字，她便麻利起身，拿着拐杖走进厨房，硬是要切西瓜待客。大家摇手说不要，她好似孩子般生气，一直重复：“吃咯!吃西瓜咯!吃点西瓜!”一直等到大家都吃上了，她才坐在凳子上示意继续将问题写在纸上。
　　原来，她这两年耳朵近乎失聪，交流只能通过纸笔，别人写，她回答。这也难怪，一进门就能发现她桌上叠了好多裁剪得当的小纸片和笔，她说话极为大声，却总在问大伙是否听得见。这本子上已经记录了十来个问题了，突然有人好奇，“您怎么认识这么多字?”她掩嘴一笑，“我要不认识字，怎么去军队里当后勤，怎么去当收发管理员，怎么能跟‘厂长’他们打麻将?”见大家似懂非懂，她继续解释，“我丈夫杨平是个军官，是杜聿明的部下，所以我有时就跟杜聿明、邱清泉、郑明新他们的夫人打麻将或看他们打麻将。”
　　她说起自己读书的一段经历，她出生在卯田村(现叫新卯村)的一个大户人家，父亲可能受过新式教育，对女儿非常重视，因此她有幸去学校上过学。她上学的课程安排上午学缝纫、做衣服，下午读书。“学校人不蛮多，我们下午读书就读《百家姓》《增广贤文》等等书”。上学时，学生都是自己带饭去学校，在学校吃完午饭后回来睡午觉，下午再去学校上课，“下午老师还要查到，一个个点名，念到名字我们就回答‘有’。”她说得很投入，说“有”的同时还举起了手，好像又回到了当年。“你不知道哦，我们那时候课外活动就是在学校爬树。”说完，她来了精神，“我那时候能爬好高的树，学校里还很少有人比得过我。”

　　“你们会觉得很奇怪吧，她跟那时候的女性完全不一样?”周秀莲儿子杨兰桂笑着说，他母亲是很有个性的，当然那时候的传统她也有，比如做衣服这些事，她有手艺才进了部队的眷属工厂，在那里发挥了长处。就在前几年她还织手套、帽子送给邻里。如今老人还自己缝补衣服，袜子破了，老人还用针线缝补成别致的图案。
　　周秀莲1931年嫁给同村人杨平。当时，杨平从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毕业，是黄埔六期学生，调入关连中将军25师所部75旅150团(团长郑明新)二营(营长罗义邦)第五连，任连长。不久后，杨平又调入第五军第22师(师长邱清泉)66团(团长刘俊生)，任二营中校营长，成为杜聿明的部下。周秀莲随夫出征，在杜聿明夫人任厂长的被服厂做事，很快升为上尉收发管理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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随军抗日，常常忙到凌晨三四点
　　刚进屋见到周秀莲的时候，她说手臂痛，在擦药，这是当时在被服厂高强度工作留下的后遗症，“那时候前方战士到哪里，我们就跟在其后几十里，常常忙到凌晨三四点。”她还落下了腰痛的毛病，住过两次院，都跟腰痛有关。
　　1932年，周秀莲与杨平从长沙出发，由江苏徐州九里山开往河北抗日前线，在河北省石家庄等地驻扎于密云、抗庄府和长城一带抗击日寇。1933年还经历了大战役古北口战役和居庸关战役。杨平在这几次战役中表现优秀，晋升为少校。
　　周秀莲记得，随军日子过得异常艰苦，他们跟部队一起前行，她骑马或骡子，腿肚子常常痛得要死，那时候行走的道路常有齐膝盖深的坑洼，一不小心就栽跟头，“我们女眷要把帽子戴得低低的，遮住额头，再把脸遮住，怕日军认出是女人。”那时候，她只是女眷，还未真正进入部队的后勤，头顶日军的飞机轰隆隆，经常“吓得要死”。

　　1938年12月，杜聿明的第200师扩编成新编第十一军，从湖南湘潭移驻广西全州，杜聿明为副军长。不久，番号又改为第五军，成为抗战初期唯一的机械化新军，杜升任军长。杨平随后调入中央陆军第五军(军长杜聿明)第22师(师长邱清泉)66团(团长刘俊生)，任二营中校营长。因带兵出色，不久便升任66团上校副团长。
　　也就在这时，战事日紧，为了让军中女眷发挥作用，军队成立了眷属工厂，杜聿明夫人曹秀清任厂长，周秀莲也进了工厂做事。一开始，她只是单纯地做手工，后来，曹秀清发现她读过书，就让其担任中尉收发员，因工作出色，又升为上尉收发管理员。“那时候军长(杜聿明)优待我，看我小孩子多，从中尉升到了上尉，还下了令，有张委任的纸。”那时候的眷属工厂有500多人，周秀莲管理的是收发线，她记得军服和被子等经常是十套十套发放，还要将每套军服的扣子仔细装好，“十堆一下，有扣子有线，还要卷起来，扣子具体多少颗我不记得了，总之带上衣襟、领口和袖口的应该不少于十颗，非常精细的。”她们工作也跟部队一样严谨，容不得马虎。“我们不能涂脂抹粉，不能描眉擦口红，也不能涂指甲，那时候杜聿明还要求军队内部不能打牌、喝酒。”战事一急，周秀莲她们就忙得不可开交，前方战时打仗要后勤保障，衣物被褥帐子，她们都需要赶工，所以，凌晨三四点休息是常事。“我们也差不多是在前方，因为和战场只隔着几十里路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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见识蒋介石打麻将，和宋美龄一起看过京剧
　　周秀莲也不是时刻紧绷着弦过日子，因为部队也会休整。她打麻将也就是部队在北京北苑和南京休整的时候。一开始，她并不会玩麻将，只是在旁边“观战”，她看过丈夫杨平和杜聿明还有其他军官们打麻将，也见过官太太们的麻局，通过一旁观看这些高手之间的“过招”，她竟然无师自通。
　　“麻将还用别人教?不用的，连小孩都会。”一提起麻将，周秀莲像是换了个人，她笑着一会儿竖大拇指，一会儿伸小指头，大拇指代表的是跟她打麻将的大角色，小指头是她自谦的小角色。“杜聿明、邱清泉、宋美龄他们都是大角色，我们都是小角色，经常能看到，但是能有交集打麻将的时候不多的。”
　　那时候“厂长”曹秀清有空闲了就会喊她打麻将，她就在麻将桌上学会了官太太们只赢不输的“高招”。可一提及这“秘密武器”，她就开始眯着眼笑得让人捉摸不透，这时候她儿子跟着笑，“她不会说的，我也好不容易从她口中得知，她们那时候打的麻将是牛骨头麻将，麻将很小，你发现她手指很长吧?官太太们就利用这个优势，在不经意间勾勾手指，趁大家不注意，想要的牌直接就到手中了，有点出老千的意味。”周秀莲仍然笑，她说打麻将也是靠手气的，但是她十有八九会赢。再追问她打麻将的其他经历，她摆摆手，“没打过，没空打。”可等不了一会儿，又会像肚里淘货般将自己的经历说出来。
　　她除了跟杜聿明夫人、邱清泉夫人等打麻将外，有时候还会跟着杨平去他的同学家打，“我跟他去田团长(她口述为田萼云，益阳人)家打过麻将，田团长是益阳人，后来在昆明牺牲了。”“我们两口子跟他家两口子一起打，打五块的，我记得他夫人长得可漂亮了。”说起这段往事，她笑得很开心，显然这是战火纷飞的年代里，珍贵的片段。
　　周秀莲叹了口气，“我们那时候打至少是打一块钱的铜币，输赢几十块钱。”她工资80元每月，1元钱就能买到100斤谷子。“机械化新军是蒋介石非常倚重的，所以那时候我时常能看到蒋介石和宋美龄，也有机会见识过蒋介石打麻将。”周秀莲记得蒋介石跟杜聿明打麻将的时候手气非常好，经常自摸，“我记得他说，带兵打仗我可能没你们在行，但是打麻将你们比不过我。”她和宋美龄没有打过麻将，但是在南京的时候偶尔会见到她，“她留着刘海，有气质，但是不是很漂亮的那种。”周秀莲把手放在额头，比划着宋美龄留刘海的长度。部队在南京休整那会儿，她和宋美龄去南京大剧院看过京剧。
　　“家烧没了，邱清泉给100块救急”
　　1942年，第五军军部调任杨平为第五军军官干部技术训练大队任上校大队长，在云南密云、云龙、腾冲等地迂回和日寇对抗。1943年6月20日下午，第五军在中缅边境丛林的一次对日作战中，杨平负重伤牺牲。
　　周秀莲带着几个孩子哭成了泪人，部队给杨平办了追悼会，并将他晋升为少将，派员随柩护送他回家乡。她带着孩子将丈夫送回了卯田村安葬，结束随军生活，在杨家老屋住了下来。
　　“1944年农历9月17日那场大火可大了，我家全部烧没了，除了我身上带着的东西，几乎一无所有。”丈夫去世后，历经劫难的她独自在老家抚养孩子成人，日子倒也还平静，可没想到还是没逃过第四次长沙会战。“杨平的一切证件、同学录、军官证、抗日纪念章、抗日远征军证件等都被烧毁，我带着一个箱子，领着孩子们逃往安全地带，老照片什么都没有了。”此前不管什么风雨，周秀莲像是在说别人的故事，可提及这段，她反复强调“吓得要死嘞”，还用手绢遮住半边脸，再拿起不久前才托人找到的杨平旧照，哭得极为伤心。
　　带着几个孩子逃难，周秀莲心力交瘁，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，她在长沙抚恤金联络处碰到了邱清泉。见到“上司”，她提及自己的遭遇，邱清泉拿出100元给她，还派人接她回当年的被服厂工作。
　　“我是快解放了才回家的。”回到家乡后，周嫁给了杨平的堂弟，生了两个孩子。她极少提及以往这段历史，若不是一直保持军队作风，没人会知道她是上过抗日战场的人。她内务整理非常整齐，就连要洗的衣服都叠放得没有一丝褶子。“她现在还能把被子叠成五种花样，起床后所有的整理就只要五分钟。”杨兰桂记得母亲耳朵失聪，还能非常机智地处理一些事情，前不久，家里来了陌生人，她一个人在家，感觉那人有点问题，她大声朝楼上喊，“来客人了，你们怎么都还不下来。”那人一听赶紧走开了。
　　她依然爱好麻将，村里很多人会打麻将都是她教的，“那些跟我打麻将的老婆婆们都比我小，她们出牌慢，打得小，我喜欢打五块、十块的，她们只打5毛。”可她又感叹，如今，这些打麻将的老婆婆们基本都去世了。如今，她只有听到孙子孙女要回家时，或者来了客人，才很迅速地摆好麻将桌，等他们进门一起过过“招”。
　　感觉客人要走了，周秀莲靠近麻将桌，欲言又止，看穿她的心思，大家就留下来陪她搓麻。两盘下来，她总在催促年轻人赶紧出牌，有人胡了就离开了，她还非常专注地盯着麻将桌，研究为什么会输?看出一点端倪后，她拉着一位新手，“接下来出这个四万，这是没用的字，然后再出这两个六饼……”